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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险要处，三段江神各司其职，庇佑着千年航运与军事要塞，却也随着时间流逝渐被遗忘。长江下游地区，曾存在一个由国家敕封、民间虔信的江神体系。它不同于对整条长江的笼统崇拜，而是将这段水道划分为三个神圣空间，各由一位水府君掌管。

公元928年，杨吴政权正式敕封马当为上水府宁江王、采石为中水府定江王、金山为下水府镇江王，由此奠定了长江三水府信仰的基本框架。这一信仰体系绵延千年，融合了道教文化、军事战略与航运需求，成为中国古代水神信仰中独具特色的地域性崇拜。

“水府”概念的确立，与道教文化密切相关。道教将江河湖海等水域的神圣空间泛称为“水府”，随着洞天福地思想的发展，水府成为道教神圣地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北周时期编纂的《无上秘要》已有“以金龙三枚投于水府及灵山”的记载。至北宋，《洞渊集》详细描述了洞天福地系统，其中明确列出了“长江三水府”，与四海水府、河伯庙等并列。

金代编纂的《西岳华山志》引用的《水府记》更明确指出天下有十八处水府。长江三水府——马当、采石、金山能够脱颖而出，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险要地势密切相关。

唐代文献已多次提及马当山水域的险恶。《马当山铭》直言：“天下之险者，在山曰太行，在水曰吕梁，合二险而为一，吾又闻乎马当。”《九江记》也描述道：“其山横枕大江，山象马形，风急击，波浪盠沸，舟舡上下多忧恐。”

正是这种险要地势，使得三地早在唐代就被认为是水府所在，为后来五代时期的正式敕封奠定了基础。

三水府对应长江下游三个关键水文节点，形成了上、中、下三段呼应的空间布局。

上水府马当山位于江州彭泽县（今江西彭泽），控扼着鄱阳湖入江要冲，把守着长江中游与下游之间的咽喉要道。这里江面狭窄，水流湍急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

中水府采石矶坐落于太平州（今安徽马鞍山），为长江重要渡口和军事要地。元以前，采石江面极为狭窄，两岸樵声相闻，是南北往来的重要渡口。历史上，隋朝韩擒虎灭陈、北宋曹彬灭南唐均选择在此渡江，可见其战略地位之重要。

下水府金山位于润州（今江苏镇江），守护长江入海口。清以前，金山本是长江中的江心小岛，虽未见唐代有水府的明确称谓，但早已建有名刹金山寺，自有其灵异之处。

从军事地理角度看，这三个要地将吴、南唐境内的长江划分为四段，通过水路沟通相连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。

润州通过江南河连通吴越的苏州，和州通过中江水道系统沟通太湖，而江州则控扼长江中下游，使赣江、鄱阳湖航道与长江相连。这样的布局不仅反映了古人对长江水文的地理认知，也体现了深刻的战略考量。

三水府信仰的制度化与五代至宋时期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。杨吴政权于乾贞二年（928年）正月的敕封，标志着三水府正式进入国家祀典体系。

这一敕封行为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。吴和南唐处于南北要冲，为了防御北方政权的进攻，长江防线显得尤为重要。同时，吴、南唐与吴越常在苏州、常州一带发生冲突，国家安全需求迫切。

封神之举，既是祈求神灵庇佑，也是通过对神圣空间的掌控，宣示对长江水域的实际控制权。

封爵制度在不同朝代有所演变。五代杨吴政权首开三水府封王先例，封号均为二字王爵（宁江、定江、镇江）。南唐时期升级为四字王爵，添加“广宁”“济远”等修饰词突显神权。

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年）重新厘定封号体系，将三水府分别封为“福善安江王”、“顺圣平江王”、“昭信泰江王”，形成了六字封号体系。

至南宋绍兴年间，采石中水府因显灵助宋军破金军，获得“顺济英惠”加封，形成九字王爵封号，达到封爵制度的顶峰。

明代沿袭前代封爵，但祭祀规格降为地方性祠祀，显示出三水府信仰在官方体系中逐渐边缘化的趋势。

三水府的神职范围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扩展，呈现出多元复合的特点。其最基本的功能是保障航运安全，平息江面风浪。

唐代《博异志》记载了开元年间，诗人王昌龄舟行至马当山，舟人云：“贵贱至此，皆合谒庙，以祈风水之安。” 这反映了当时船工对马当水神的普遍敬畏。

军事显圣是三水府信仰的另一重要功能。南宋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年），采石中水府因显灵助宋军破金军，获得加封。这次显圣事件将三水府信仰推向高峰，使其从地方性江神上升为护国神灵。

此外，三水府还具有掌管沉木浮财、审理水下亡魂的职能。南宋时期，其职能进一步扩展至司雨祈晴，被纳入国家祈雨祀典。这种神职的扩展反映了人们对江河神灵全能性的期待，也体现了水府信仰与农业社会的紧密联系。

祭祀活动分为国家祭祀和地方祭祀两个层面。国家祭祀由太常寺主持，春秋二仲月遣使致祭。地方祭祀则呈现多样化特征：马当山每年三月举办水府君诞辰庙会，渔民献祭整猪整羊。

特殊祭祀包括战争期间的“沉璧祭江”仪式，如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年）虞允文主持的采石祭江大典。这些祭祀活动既是对神灵的敬畏，也是不同社会群体应对自然与社会风险的文化实践。

三水府信仰催生了大量文学典故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“马当神风送滕王阁”的传说。据《唐摭言》记载，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十三岁时侍父宦游江左，舟次马当，遇一老叟。

老叟告知王勃次日南昌都督将召集宾客撰写《滕王阁序》，鼓励他前往，并承诺“助清风一席”。王勃问其是仙是神，老叟答曰：“吾中元水府君也。” 在神风相助下，王勃一日疾行七百里至南昌，写下千古名篇《滕王阁序》。

这一传说将三水府信仰与文学创作巧妙连接，赋予其浪漫色彩。南宋文人笔记《容斋随笔》详述三水府显灵阻金兵的事迹，而《道法会元》等道教典籍则将其纳入“四渎龙神”祭祀体系。

三水府信仰也深刻影响了民间习俗。金山下水府庙迁至西津渡后，船户启航前必焚“平安牒文”。采石矶建有“显济庙”，存有南宋敕封碑刻，成为信仰的物化见证。这些习俗反映了水府信仰如何深入日常生活，成为长江航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明清时期，随着国家祀典调整和河泊所制度废止，三水府信仰逐渐淡出官方视野。这一衰落过程与明清时期政治中心北移、海上航运兴起以及长江流域水利工程进步密切相关。

官方记载中，三水府的祭祀规格不断降低，明代虽沿袭前代封爵，但已降为地方性祠祀。至清代，这一信仰基本退出国家祀典，仅在鄱阳湖、太湖流域保留地方性祭祀活动。

当代社会中，三水府信仰的实物遗存已不多见。马当山现存青石构建的唐代水府君殿遗址，成为这段信仰的历史见证。采石矶的显济庙、金山的祭祀遗址等，若能妥善保护，也可作为研究古代水神信仰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
三水府信仰的兴衰反映了中国古代水神信仰的发展轨迹——从自然崇拜到政治敕封，从地方信仰到国家祀典，再到逐渐衰落的过程。

作为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三水府信仰不仅体现了古人对长江的敬畏与依赖，也展示了宗教、政治与民俗的互动，成为我们理解传统水文化的一扇窗口。

如今站在马当山遗址前，已很难想象千年前这里水府君殿的盛况。采石矶畔，也曾有过“显济庙”中祭祀的盛大场面。金山经历了沧桑变化，从江中小岛到与陆地相连，其下水府的祭祀活动也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。

三水府的兴衰映射着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变迁，也让我们看到，一种信仰如何从护佑航运的朴素愿望出发，逐步承载起军事、政治、文学等多重内涵，最终又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