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迁是谁,时迁贼神鼓上蚤地贼星介绍

在《水浒传》的梁山好汉中，有一个身影格外特殊：他身材瘦小，貌不惊人，排名倒数第二，却凭借一身飞檐走壁的绝技，在多次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他就是被称为“鼓上蚤”的时迁，一个从卑微盗贼成长为民间供奉的“贼神菩萨”的传奇人物。

出身卑微的江湖神偷

时迁，高唐州人氏，在《水浒传》中首次出场是在第四十六回。他本是江湖盗贼，甚至从事盗墓的营生，练就一身好轻功，能攀高走壁，江湖人称“鼓上蚤”。关于这个绰号的由来，有多种解释。一说“蚤”通“爪”，是指车辐榫入牙中小的一头，取其身小而善于钻入之意；也有研究者认为，“鼓上蚤”是“鼓上鼜”之误，“上鼜犹言上更，言已起更戒严”，时迁在起更戒严时大做飞檐走壁的勾当，故得此名。

时迁的出场颇具戏剧性。当时杨雄、石秀刚刚在翠屏山杀了潘巧云和使女迎儿，正商量投奔梁山，却被在山中盗墓的时迁全部目睹。时迁趁机现身，表达了自己投奔梁山的意愿：“小人如今在此，只做得些偷鸡盗狗的勾当，几时是了？跟随得二位哥哥上山去，却不好？” 这番话道出了时迁的心声——他虽然身为盗贼，却并不满足于这种生活，渴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在投奔梁山途中，三人在祝家庄的客栈投宿。时迁偷吃了店家的报晓公鸡，引发冲突，最终导致时迁被祝家庄活捉，这才引出了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。这一事件也反映出时迁身上难以摆脱的“贼性”，即使决定走上正途，仍不免旧习难改。

梁山建功：不可或缺的特战高手

时迁上梁山后，虽然排名仅居第一百零七位，却是梁山不可或缺的特战高手。他并不以摧城拔寨的直面冲阵见长，而是刺探情报、敌后破坏的能手。

时迁最为人称道的功绩之一当属“东京盗甲”。呼延灼征讨梁山时，以连环甲马冲阵，梁山军队陷入苦战。汤隆推荐其表兄徐宁，称徐宁的钩镰枪可破连环马。为诱徐宁上山，时迁被派往东京盗取徐宁的家传之宝——雁翎圈金甲。

这段盗甲过程被施耐庵写得精彩纷呈。时迁先是踩点望风，然后潜伏到徐宁家中。待到夜深人静，他取个芦管儿吹灭灯火，趁丫环开门之际，溜到梁上解下皮匣。当徐宁娘子听到响动询问时，时迁便学老鼠叫，掩盖行动声响。这一系列动作——踩点、望风、埋藏、潜伏、换位、吹灯、盗甲、口技——惊险万分又妙趣横生，展现出时迁作为神偷的过硬本领。

时迁还在多次重大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三打大名府时，他潜入城中为内应，一针见血地指出孔明、孔亮兄弟伪装乞丐的漏洞：“面皮红红白白，不象忍饥挨饿的样子，北京做公的多，倘若看破则误了大事。” 随后他躲进翠云楼，按约定放火为号，指引梁山军发起总攻。

攻打曾头市时，时迁奉命查探敌情，将曾头市备细摸得一清二楚，并将史文恭所设陷坑全部探知。作为人质被关在法华寺时，他爬上钟楼，撞钟为号，与梁山军里应外合，攻破曾头市。

即使在梁山受招安后的南征北战中，时迁依然屡建奇功。征讨辽国时，他与石秀潜入蓟州城，在宝严寺连放三把大火；征讨方腊时，他摸上独松关放火，吓得守将弃关而走，并与白胜合擒守将卫亨。最精彩的是在昱岭关之战，时迁独自摸上关头，先放火，后放炮，虚张声势：“已有一万宋兵过了关去了，及早投降，免你一死。”吓得守将庞万春等人“魂不附体，动掸不得”，使卢俊义顺利夺取关口。

排名垫底与死后封神：一种讽刺的反差

尽管时迁为梁山立下赫赫战功，但在梁山排座次时，他却仅排第一百零七位，倒数第二，仅高于盗马的金毛犬段景住。这一排名反映了梁山乃至当时社会对盗贼职业的歧视。

正如时迁所感慨的，梁山上的这些人，“杀人放火打砸抢，那是好汉所为；偷鸡摸狗，却是下三滥的勾当”。这种价值观的扭曲，使得时迁无论立下多少功劳，都难以改变其卑微的地位。宋江将时迁安排在酒店接待的职位，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。

然而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当梁山好汉的传奇落下帷幕，时迁却是少数几个被民间奉为神灵的人物之一。征讨方腊后，时迁在班师回朝途中患搅肠痧（阑尾炎）病故，只得到一个“义节郎”的虚衔。但他的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，甚至被奉为“贼神菩萨”，很多地方建有时迁庙，也称“穆神庙”、“迁神庙”或“财神庙”。

清朝有诗记载：“卅六人中惟善偷，时迁庙食城东楼；后世偷者奉为祖，月黑深宵具酒脯。但愿人家不闭门，黄金取尽青毡存；岁岁报祭官不捉，天上追踪东方朔。” 这首诗不仅反映了时迁被盗贼奉为祖师爷的现象，也道出了盗贼们的复杂心理——他们从事不光彩的职业，成天担惊受怕，只能祈求时迁保佑。

有趣的是，祭拜时迁的不仅是盗贼，还有富人和失窃者。有钱人乞求时迁让徒子徒孙不要光顾自己的家财；已经失窃的人则去哀求哭诉，希望能多少归还一点财物。这种民间信仰现象，展现了时迁形象的多面性和民间文化的包容性。

时迁形象的历史影响与文化意义

时迁作为文学形象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有研究者认为，时迁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生动饱满的武侠形象，对近现代武侠小说的创作影响非常大。无论是燕子李三，还是古龙笔下的司空摘星，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时迁的影子。

历史上也确实存在过类似时迁的“神偷”。比如《隋书》记载，陈国太建年间，一个叫麦铁杖的偷儿，去洛阳偷东西，从宋州出发，头天晚上出发第二天清晨就能返回。民国时期名噪一时的“燕子李三”，也以其飞檐走壁的绝技闻名于世。

时迁从文学形象到“贼神菩萨”的演变过程，反映了民间文化的独特价值判断。民众不在乎一个人在正统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如何，更关注他是否有真本事，是否能为普通人提供精神慰藉和保护。这种“唯才是举”的民间信仰观念，与官方和精英文化的价值标准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时迁的形象也引发我们对“盗”的思考。正如画家牛牧野对时迁的赞词：“窃国者侯，窃钩者盗。天下板荡，蒸庶无告。” 历史上，偷窃小物者被视为盗贼，而窃国者却可成为王侯。时迁的小偷小摸与梁山好汉的杀人放火，孰高孰低，值得深思。

时迁的故事，是一个关于尊严、认同和逆袭的故事。他出身卑微，却从不自轻自贱；他技艺高超，却甘为团队效力；他遭人歧视，却终获民间认可。从梁山神偷到贼神菩萨，时迁的传奇经历诠释了一个道理：一个人的价值，不在于他的出身，而在于他的作为；不在于别人如何看他，而在于他如何坚持自己的道路。

在《水浒传》的世界里，时迁像一颗被尘埃掩盖的珍珠，虽然排名垫底，却难掩其独特的光芒。他的故事穿越时空，至今仍能引发我们关于社会公平、价值判断和人性尊严的思考。这或许就是时迁——这个身材瘦小却灵魂伟大的梁山好汉——能够超越众多天罡星，在民间信仰中占据一席之地的真正原因。